中信信托遭遇兑付呛水押宝地方政府连番失利

大佬中信信托这回“摊上事了”。

“中信制造·三峡全通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中信信托三峡全通项目”)的项目方自去年至今已经先后三次还款“失约”，而寄望政府春节前的一揽子计划却落空，这让中信信托渐失信心。截至2013年2月4日，贷款合同项下三峡全通欠款共计11.41亿元。

4月10日，中信信托委托发布的公告显示，4月28日“三峡全通”项目债权将进行拍卖。对于债权拍卖结果，来自信托、法律、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内人士，甚至中信信托自己都不甚乐观。“流拍的话就折价再拍，最终按照流程来走。”中信信托相关人士表示，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协调解决。

而在这个案例中，中信信托或将创造多个第一：第一个打破“刚性兑付”;第一个把附有国有资产担保物的债权拍卖付诸实际;信托产品中的“政府信用”风险也正从隐忧变成现实。

中信信托通过公开拍卖债权“要债”的这一方式已经起到作用。

据《中国经营报(微博)》记者从宜昌市政府新闻办获悉，宜昌市政府相关人士会同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夷陵国资”)和宜昌三峡全通涂锌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全通”)相关领导已于4月11日紧急奔赴北京，与中信信托商讨兑付问题解决方案。

截至本报发稿前，中信信托副总经理李子民也向记者确认了上述消息，不过尚未最终形成一个可行性方案，中信信托还是两条腿走路，和谈继续、法律程序也依法推进。

必然的流拍?

“拍卖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手段，肯定还会出现变数。”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是“形式大于内容”，一方面需要给投资一个交待，另一方面也寄望地方政府有所动作。

4月10日，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受债权人中信信托委托，将于4月28日下午15点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公开拍卖债务人为三峡全通的不良信托贷款债权。

此次被拍卖的债权总额为11.72亿元，其中，债权本金11.22亿元，利息0.11亿元，违约金0.39亿元。债权担保物为夷陵国资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龙盘湖的两宗总面积约187.33万平方米(2810亩)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为何选择债权拍卖?“债权拍卖更为简单，也可以尽早解决问题，最大化保障投资人的利益。”中信信托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

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谷辽海也认为，相对于土地拍卖，债权拍卖的程序更为简单，而且可行性更强。

尽管已经“避重就轻”，但这次拍卖却普遍不被看好。“流拍的概率很大，担保物资产质量应该是很好，但是有能力处置这种性质资产的机构没有几个。”一位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信托项目说明书显示，夷陵国资所提供的抵押土地抵押率为36.16%，因此中信信托称，“资产处理之后也能给投资人额外高得多的收益。”

但这也难以摆脱“有价无市”的窘境。“债权规模较大，对入场者的资金实力要求很高;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理问题资产中有丰富的经验，有可能成为接手人。”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如果不是与地方政府有关系的话，那么很难去做。”

据记者了解，此次夷陵国资抵押担保的土地性质属于出让地，“不同于划拨用地，出让地可以进行抵押拍卖，后期的转让过程也会更加简单”，谷辽海表示，“这在法律上不会存在问题”。

不过即便在法律上可行，未来资产处置面临的难度却会让一些深谙内情的潜在接手者望而却步。“国有资产这样的项目，除非背后有政府介入或者干预。”某资产管理公司人士表示，“接手者最重要的是确定资产出路，涉及到国有资产的问题，处置起来难度很大，而且后续的投入会更大。”

而由于担保方夷陵国资的国有独资性质，谷辽海也表示，此类国有资产的处置一定要经过国资委的介入，这样就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对于这种情况，中信信托也似乎早有心理准备。“拍卖的结果可能不太乐观，那就进入二拍，总之一切按照程序进行。”上述中信信托人士同时称，如果折价拍卖，优先级的信托资金虽然足以实现兑付，但次级认购者——夷陵国资可能面临国有资产损失。对此，夷陵国资和宜昌市政府并没有给予回应。

“拍卖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手段，肯定还会出现变数。”上述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是“形式大于内容”，一方面需要给投资者一个交待，另一方面也寄望地方政府有所动作。

显然，寄望地方政府能够出面协调解决兑付问题的中信信托，拍卖仍只是一个谈判筹码。

谁来接盘?

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执行所长邢成就曾指出政信合作类产品的“政府信用”风险。“如果说工商企业交易对手道德风险体现在老板跑路，那么各级政府主导下地方融资平台道德风险可能存在于政府换届及主事官员升迁离职上。”

“三峡全通欠债，又没有钱还，拿信托贷款的债权去拍卖也合情合理，但政府还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发生。”对于中信信托此次的“拍卖”之举，宜昌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样的结果也是中信信托“最坏的打算”。今年1月份，在三峡全通两次还款“失约”后，中信信托针对兑付问题已经有了相应的方案，“我们还是期待政府能够统筹各方，给出一个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但如果到期无法兑现，我们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就是对资产进行拍卖处置。”中信信托副总经理李子民曾明确表示(参见《中国经营报》第1997期B1版《8.28亿压顶 中信信托三峡全通兑付押宝地方政府》)。

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信信托与政府及相关方的多次协调显然均告无果。

在1月26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宜昌市政府内部人士曾表示会对“欠款”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市政府当时招商的时候那么热情，现在好不容易招进来的大公司遇到困难，肯定会帮，就像自家的孩子病了要帮忙治一样。”

时隔两个月后，当记者4月11日再次联系宜昌市政府时，得到的答复却让对“政府援手”抱有希望的中信信托大失所望。

“夷陵国资是一家企业，和三峡全通之间是企业与企业间的担保，这是正常的担保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宜昌市政府只能尽量协调，但完全寄望政府为主去解决企业的债务问题不现实。”上述新闻办负责人如是对记者回复，并表示这是前一晚政府相关负责人“开会到晚上11点多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而，记者查阅工商资料以及湖北省国资委网站获悉，夷陵国资于2002年根据宜昌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宜国资委办发[2002]9号文”规范组建而成，是宜昌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市级综合性国有资本运作平台和新型工业化投融资平台。

这或让中信信托无可奈何。李子民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在中信信托对此项目举棋不定的时候，正是“政府的支持”成为该信托计划得以成立的一个关键因素。

2011年12月28日，中信信托三峡全通项目成立，募集规模2.81亿元，并于2012年1月13日、1月16日和2月7日增发信托受益权，先后募资额共计13.34亿元。

在该信托计划的保障措施中，除了实际控制人梁士臣为信托计划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之外，夷陵国资以其持有的评估值不低于30.7亿元、面积为2800亩的两块住宅和商业用地为信托计划的还款提供抵押担保;同时，还按照与优先级1:3的比例认购3.3亿份信托计划普通级受益权，略后于优先级受益权的偿付。

而且，中信信托公告中也指出宜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财政局、市国资委等先后出具多份文件支持三峡全通引入信托融资。“如果不是有这些文件，法院也不会受理。”上述中信信托人士表示。而这些文件也显示，政府如今的“置身事外”似乎很难自圆其说。

不过，记者并未获得上述文件，截至本报发稿前，前述宜昌市新闻办负责人称相关负责人已去北京，无法向记者证实文件的具体内容。

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此前力推中信信托三峡全通项目的宜昌市前市长李乐成调任湖北省发改委主任，马旭明从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市委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调任宜昌市委副书记、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人事调整是否也会给问题解决带来更大的变数?

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执行所长邢成就曾指出政信合作类产品的“政府信用”风险。“如果说工商企业交易对手道德风险体现在老板跑路，那么各级政府主导下地方融资平台道德风险可能存在于政府换届及主事官员升迁离职上。”

不过，尽管当地政府不想“惹祸上身”，但是也深知很难“置之不理”。

“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债务就在那摆着。另一方面，作为宜昌市政府重点招商的项目，企业发展受困，就意味着债务偿还、前期投入、税收和职工安置等一系列问题更不好解决。”上述新闻办负责人表示。

“最后政府还是会有所表示，当地国资背景的企业接手的可能性很大。”前述业内人士判断，“这也类似于一个‘政信合作’的项目，一般政府都会妥善解决，如果违约就影响到地方政府信誉，未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再融资的难度就会更大。”

记者观察

政府信用值几何?

“实话实说，作为金融企业，我们对产业经营层面并不在行，更多是看现金流、担保和抵押，而三峡全通项目的抵押安全性更是做得比较重。”即便今时今日，从项目风控、交易结构设计上，中信信托副总经理李子民也表示该项目没有任何漏洞。

也难怪连资产管理规模第一的中信信托都会马失前蹄：抵押率36.16%的国有土地作保、国有独资公司夷陵国资的劣后支持，地方政府各部门出具的保障性文件，这一切都让一个民营企业的项目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政府增信”，其风控路数已与“政信项目”无差异。

“一般来讲，政信项目要比工商类的风险更小，政府信用自然更可靠。”某第三方理财人士的此种理解，也是信托公司和投资人的普遍心态。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政信信托深受信托公司和市场追捧，在银监会的“窗口指导”后依然迅猛发展，甚至在《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463号文”)重拳肃清之后，许多政信信托又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2012年12月24日，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了463号文，明确划定红线，地方政府不得将储备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不得出具担保函，公益性质项目不得通过金融机构中的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直接或间接融资。

不过，一些“非公益项目”“非融资平台公司通道”的项目仍可以“蒙混过关”，比如“财政出具承诺函承诺信托融资款列入当年区财政还款预算”，“收购对地方政府的应收债权”——总而言之，还是“政府信用”在背后“保驾护航”，中信信托一名人士就反复强调，如果政府的项目都不能相信，那能做什么?

一直以来的确如此，政信信托尽管一再被“风险提示”，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违约项目，这也让“政府信用”的效力更加毋庸置疑;而一旦出现违约，那么有利的情况就会反转，“如果政府不能买单，那么相对于其他信托就更不容易善后：政信项目本身不好拆分，而作为抵押物的国有资产处置起来有诸多困难。”上述第三方理财人士表示。

这些问题如果此前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那么中信信托三峡全通的兑付事件至少能给市场提个醒。

“实际上，很多信托公司觉得既然有政府介入，就想当然地认为没有问题，忽略了常规的调查和风控。”上述第三方理财人士表示这才是此类项目最大的风险隐患。

比如一些政信合作项目，只要政府出函承诺财政还款就认为万无一失，甚至没有要求足值的抵押物，殊不知这样的承诺很可能成为一纸空谈;而有些政信合作项目则会执行“属地发行”原则——万一兑付出现问题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记者看来，如果说463号文给“政府信用”戴上了紧箍以防止其滥用承诺，以此来防范整体的系统性风险;那么信托公司从自身考虑，或许也应该在产品设计中加入一些“创造性”的条款“钳制”政府信用，避免单一个案的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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