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推进农业现代化要跳出三个思想陷阱益辟坚

推进农业现代化要跳出三个思想陷阱

为了全面实现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期间“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的各项目标，必须来一次思想再解放，跳出“地制依赖症”、“村庄空心化”、“粮食武器论”三个思想陷阱。

跳出“地制依赖症”的陷阱，把领导农业的重点转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上来

所谓“地制依赖症”，就是把土地制度看作农业现代化的首要问题，并且在政界学界，长期以来围绕土地“公好”还是“私好”争论不休，时起时伏，于是与土地制度有关的文件也随之连篇屡牍。虽然官方一再说为地制的制订和执行做了多少工作，但农民却根本不在意，还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农地制度依赖症，在中国农村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比如，思想认识上严重僵化， “杜润生教条”①盛行，农地政策模糊不清。 “长久不变”，到底是指家庭承包的制度还是已承包的土地长久不变，至今不明不白，模糊不清。农地确权颁证几度假做和做假。地权证抵押贷款，要么文件不落地，要么搅乱农村现有金融秩序。土地集体的成员权数十年来不能确定，大量的国家公职人员，从原有承包和继承承包等途径拥有农村土地产权而并不耕种，而农村无地人口却在逐年增加，大量累积。违法圈占农村土地并转为非农用地的情况屡见不鲜。进入城镇繁衍了几代人口的家庭，至今在城乡之间观望，进退维谷，致使城镇就业、住房和社会公共服务以及思想文化建设等无法有序进行。一句话，这种农地制度依赖症，已经成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生态文明无法推进的思想壁垒，成为潜在着的社会问题“火药桶”，更使大量在城乡观望的人群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信心。因此，我们要学会“河流精神”，一再绕不过去时，就要转弯，绕则活，不绕则堵、则害、则死。

农业现代化与农地制度没有多大的关系。土地制度体现的只是生产关系，而农业现代化所表明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笔者2000年代在老家农村居住的7年间，一些老农经常喊我讲，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如良种、化肥、农药、机械、服务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家庭承包也搞不了多久。

世界上已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农村土地更多的是私有的，以至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学，根本上就不讨论土地制度问题，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才讨论农地制度问题。

更为现实的是，我们一旦用心行走在农村的土地上，无论是近郊还是远郊，都有大量的现实表明中国的农地制度已到了或公或私都难以前进的地步。

有的人总认为保持现有农村户藉人口已获得的承包土地，能够在城乡之间进退自如，特别是应对家庭经济上的意外危机。事实上，这是非常可笑的，只能说明这样的人对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的信心相当缺乏。他们也不想一想，真出现大量农民回乡抢种农田、救亡图存时，你所颁发的农田权证，无论公或私，真还有效吗？笔者老家遭遇衡阳抗日保卫战期间，从城里涌入乡村的难民如蚁，见到屋就进去住，在田埂上挖个洞就架灶做饭，谁还来得及分清哪个田是官田、族田还是私田？只有四个字：“救亡图存”。再说，这样的可能性又有多少？ 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来袭时，一些人争相诉说全国将有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似乎大难临头。这时，劳务输出大县的河北魏县基于对劳动就业“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分析，劝留农民工别返乡，实时就地调换企业。为此，魏县各驻外劳务输出办事处与劳务协作用人单位勤沟通、多交流，及时掌握企业限产、停产信息，使在外务工人员工作岗位得到及时调整安置。魏县还争取签订更多春节后的劳务订单，搞好岗位储备，并把目光瞄准大型企业，建立稳固的劳务协作关系，有组织地输出8.5万人次，稳定农民工的就业（《经济参考报》 2009年01月13日）。笔者当即贴出了《魏县“劝留农民工别返乡”的作法值得提倡 》的评论，建议各级城镇“以人为本，从前两年工荒中看到我国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和结构的趋势，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周密部署，扎实工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解决突出问题，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留住人才，留住创新的主体，留住财富的不渴源泉。”时至今日，谁对谁错，泾渭分明。

总之，笔者作为一生的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在经过无数次反反复复的甚至是痛苦的思考后认为，新中国之前的数千年，从没有纯之又纯的农地所有权制度，要不，怎么会有一次又一次朝廷组织的农地均分？新中国以来，真正的全国一致的、彻底的农地制度变革，只有两次，一次是1950年前后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一次是1980年代初期的农地家庭承包，以后谁也别想对此有多大的作为，只能在已有的制度基础上，在一个个具体的地方，修修补补，洗洗涮涮，这是我们的宿命，更是时代使然。

具体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至少30年，不要再提什么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及农地确权发证等有名无实的空口号，维持现状，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具体可考虑，政府财政供养的固定人员不再享有农地权（宅地除外），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人员也不再享有农村地权，活人有地、死人无地，还可考虑引入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的农田的“居住所有权”与“不在所有权”的概念，不在所有权享有收益权，居住所有权享有实际耕种权。原土地集体成员全部外出，可由全体成员主持对外发租，也可由村级组织代行发租，全村人都走光了，由乡镇组织代行发租。租期10年以上，租金时价，下不保底，上要封顶。农村户籍家庭出现经济危机需要社会救助时，由居住地解决。土地集体成员获得土地权益的方式即土地实物还是土地股份，由土地集体成员决定。出让集体土地的收益由土地集体成员决定分配。这样，城乡发展中的一系列难题将迎刃而解。全国上下，无论土地公与私，集中财力物力，加快农村水电路和生态等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农业生产能力。

跳出“村庄空心化”的陷阱，抓住农村人口转移的极好机会，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服务

所谓“村庄空心化”，笔者2000年代居乡期间的书面表述是“蹒跚的老人，无妈的孩子”。最早见之于中央文件已是2013年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指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

这些描述是及时和准确的。问题在于，人们只是把它作为农业衰败的口实，而没有以此为基础，深入阐发其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正面意义。在笔者看来，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大量转移，对于农产业的正面意义是多方面的，诸如，为农业规模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加速了城乡分工分业，促进了涉农工业和服务的发展，创造了农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生产的条件，深化了农业商品生产和市场发育等等，这些，应该视其为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和继续前进的新起点。

跳出“粮食武器论”的陷阱，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所谓“粮食武器论”，国内多位高官高智作序和推介的《粮食危机》（【美】威廉？恩道尔着，赵刚等译，刘忠等校，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一书，其封面语词是：“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具体内容，不在此复述。

笔者所指的“粮食武器论”的陷阱，是指在实际工作中，要么为粮食武器所吓倒，大量存粮，催耕催种；要么为粮食武器所击倒，任由进口冲击国内生产，甚至助纣为虐。

中国粮食生产从2003年的4.3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6.07亿吨，增长了42%。在国内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粮食进口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14年，中国进口粮食（包括大豆）总量达1.04亿吨。截至2015年10月，今年粮食进口量已达1.03亿吨，基本与去年2014年的进口总量相当。中国国内批发市场的小麦、玉米、大米平均价格分别比进口到岸完税后的成本价高出36.6%、50.6%、41.6%。粮食库存已明显供过于求。

上述问题的核心是国内生产成本高，国内生产成本高是因为粮食生产能力弱，生产能力弱是因为农业投入不足，投入不足包括投入量不足，也包括农业投资管理混乱，跑冒滴漏严重，没有形成应有的实物量，且往往又被人置若罔闻。

因此，无论是粮食进口还是粮食出口，都不要为粮食战略武器所吓倒、所击败，而要切实提升国内农业生产能力，增强粮食生产和市场调度的实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实行农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农业水利、农田整理、农田道路、农业科技及其服务，全部实行公共提供，不要农民出钱。

十三五期间，若真能解决好上述三个思想问题，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必能取得明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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